衡水中学：超级中学炼成后

  2019年衡275人（含保送）被清北录取，约占同期清华北大省内录取名额的90%，本一上线%。成绩本身已经足够震撼人心，其对后续招生造成的“马太效应”更是不可估量。

  对此，有些同行颇为忿忿不平，他们将衡中的“辉煌战绩”归功于源源不断的优秀生源，指责其“吃的都是‘掐尖儿菜’”。然而凡事皆有因果。作为贫穷的地方一所籍籍无名的普通中学，衡水中学并非一开始就生在罗马的幸运儿。

  可能如今很难想象，这所以高考成绩闻名全国的中学，在上世纪90年初，曾经没落到被周边县中“按在地上碾压”，长期陷入成绩垫底的窘境。

  衡水中学始建于1951年，最初定位为衡水县属初级中学，四十年间历经多次名称与所属地调整，最终于1992年正式撤销初中部，变更为三年制高级中学。据90年代曾就读于衡水中学的张楠回忆，“那时候衡中还没现在这么出名，围墙低矮，校园也破破烂烂，老师们明目张胆地把学校的课桌板凳搬回自己家，身边逃课的同学也很多。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常混进校园惹是生非，甚至半夜去敲女生宿舍的门……”

  时任校长姚海溥无力回天，绝望地将一纸辞职信拍到市委领导桌前。他在信中哀啼：“人若犯了罪，你们别让他进监狱，就让他到衡水中学当校长吧！”

  彼时的他无论如何没办法想象，仅仅八年之后，衡水中学的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本上线人，此后数据一路攀升，从前“扶不起的阿斗”摇身一变，成了河北高考的“领头羊”、“排头兵”。

  这一切的转折都发生在1993年，时年37岁的全国优秀教师李金池临危受命，接替姚海溥出任衡中校长，烧起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李金池接任衡中校长不久，便拍着胸脯对领导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升学率拿不到全市第一，我自动辞职！”

  在90年代，高考依然无比神圣。高校每年招生人数仅为六七十万，全国平均录取率不足25%。高考竞争之激烈，几乎能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此外，一地区的教育水平通常和经济实力呈正相关，衡水作为省内“经济洼地”，GDP常年徘徊在末三位，教育水平也难免受一定的影响。内忧外患之下，李金池的远大理想就像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话。

  如何令一所经济落后地区的薄弱高中踏出逆风翻盘第一步？李金池给出的答案是：严抓纪律。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衡中校园秩序混乱不堪。窃贼猖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入门行窃；教师队伍涣散，很多人偷偷外出补课捞钱；学生更是缺乏基本的敬畏感，敢在校长上台讲话时公然起哄喝倒彩，高喊“散了吧”。

  “学校管理混乱，教学也是一团糟。”李金池对此洞若观火，一上任就毫不犹豫地将严抓纪律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他是学历史出身，身上颇有些游侠气概，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亲身上马，带领学校领导去蹲点抓流氓，抓住之后先打一顿，然后扭送派出所。

  此举颇有成效，但却不可以真正处理问题。李金池苦苦思索，最后终于想到一个治本之策：“扎紧篱笆办学校”。按照他的要求，校园不再对外开放，所有学生一律住校，统一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

  大门紧闭之后，衡中内部风貌焕然一新。仅仅三年之后，衡水中学高考升学率便提升3倍，跃居全市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奇迹般地完成了李金池当年立下的军令状。

  凭借良好的校风和成绩，衡水中学很快在省内声名鹊起，但李金池并不满足。他深知抓好学生管理只是第一步，优秀教师才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对衡水中学这样一所贫困高中而言，高薪聘请名师的常规路子根本行不通，能做的只能是发掘内部潜力。

  通过走访调研，李金池很快明确了“教研为王”的大方向。他要求老师身先士卒，先学生一步跳入题海，还雷厉风行地制定出一系列教研制度，保证教学活动高质量持续推进，其中，“一课三研”、“师徒帮扶”“习题汇编”等经典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从备课教学、资料编写到试卷分析、经验总结，每个环节都浸透着集体衡中人的智慧与心血，这套以教师为核心的教研体系，才是衡中真正的制胜法宝。

  这也是为什么面对质疑衡中老师会说：“这些年衡中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你们可以随便学，但衡中模式真正的精髓他们学不走。”

  在落实纪律和教研之后，李金池的最后一板斧砍向了教师管理。俗话说：“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千万。”要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严密的管理手段不可或缺。为此，李金池设计的思路是“大棒加蜜枣”，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一方面，将量化考核引入评价体系。“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李金池从班级入手，从学生成绩、纪律、卫生等多重维度出发制定量化细则，再交由教务干事执行统计，直接将学生表现与教师绩效评定挂钩。

  老师备课区内白天禁外网，晚上6点之后开放；各年级任课教师周一到周六上班，统一实行单休制度；平时还有教务老师巡岗，记录和评估老师们的工作状况……面对这样的严格要求，总有一批人选择离开，但更多的则是与学校不断磨合，在规则之下找到符合自己的节奏。

  另一方面，充分保证一线教师的福利待遇。在普通职工人均工资不过百元的年代，李金池就大胆地将班主任津贴提高到40元；教师住房落成后，带领管理层主动将最好的房源让给一线教师；特级教师、特殊贡献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的评选也优先推选教师骨干。

  如此一来，教师队伍中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统一化管理的结果也随之浮现。自1995年开始，衡水中学的高考成绩逐年提高，到2000年，更力压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一举成为河北省高考冠军，正式迈出了成为“高考神线

  2002年高考，衡水中学创下了升学率超过98%的历史性记录，同年9月，《中国教育报》第1版连续四天以《一个教育函数式的解读》为题进行报道，系统介绍其办学经验。此举迅速引发震动，并掀起一股学习衡水中学的热潮，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潮水般涌入衡水中学参观。

  自2004年首次面向公众开放以来，衡中十六年间累计接待参观人次超过二十万，学校内部几乎每个月都会迎来一次“参观学习”。双层大巴载着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蜂拥而至，他们支付着高额的参观费用，游走在衡中校园里，观察、讨论、偷照、想办法带一点资料，甚至干脆原封不动地照搬作息和日程回去，试图通过严格模仿再现一份衡中式的辉煌。

  除去“50万年薪加送住房”的唬人噱头，衡中一线教师的工资水平在当地的确称得上可圈可点。据一名青年教师透露，不包括奖金和补贴，他每月的工资收入就可达到7500元左右；期间同时担任班主任的话，月薪基本轻松破万；如果担任高三班级的任课老师，在高考结束后还会收到学校依照成绩颁发的“高考奖励”——通常万元起步。

  早晨5点钟，闹铃准时响起。穿衣、洗漱、简单整理后，步行前往与教师家属区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十分钟后，学生们会在那里集合跑操，拉开新一天的帷幕。

  转变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衡水二中迎来新任校长秦海地。这所因“最牛百日誓师”、“天下第一操”等夸张标签闻名的高中，建校于1996年，其时河北高中领域已是强手如林。通过一系列创业初期的艰苦奋斗，二中虽然实现了初步发展并提升为省级示范高中，但在生源质量、师资水平、硬件设施等方面仍与省内其他学校存在很明显差距，办学成绩更是“吊车尾”。

  随着办学经验模式化程度的逐步提升，衡水中学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2013年2月，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开始筹办，并最终建成四个校区；2014年8月，在原民办遂宁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基础上，成立衡水中学四川分校……短短数年内，衡中分校相继走入昆明、遂宁、保定、张家口、合肥、等多个地区，“衡中模式”由此遍地开花。

  对衡水政府而言，衡水中学的确是一张至关重要的筹码。作代表地方形象的三大招牌之一，衡水中学以一己之力撑起这座北方小城惨淡的GDP，极大促进了本市旅游、餐饮、住宿行业的发展，承办会议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创收来源。此外，衡中就读名额一票难求，外地学生想要前来就读必须持有领导特批的“条子”，你来我往间，慢慢积攒出一张遮天盖地的“关系网”，这些关系无形中为衡中免去不少麻烦，也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它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背景下，高中教育这块蛋糕，如果公立高中自己不主动去吃，就会旁落社会资本手中。随着社保体系的改革和私立中学的崛起，事业编制“铁饭碗”的光环不复，公办教师跳槽已成必然。衡中教师待遇在当地已属优厚，但依然没办法阻止教师外流。师资力量青黄不接，随之而来的便是成绩滑落，生源萎缩的恶性循环。如若此时不能借力产业化更进一步，结果如何，自是不言而喻。

  以招生为例。衡水中学作为公立高中，需要严格按照生源地录取考生，不可跨区招生。衡水一中则是公参民办性质，在校生由外地生、复读生和部分本地生构成。虽然生源质量略逊于本校，但由于两者统一管理、资源共享，一中办学水平很快直追而上——2019年高考中清北在河北省共录取衡中学生275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一中。

  细想之下，衡中模式在浙江、深圳等地引发反弹的缘由似乎并不难理解。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自2006年开始探索高中课程改革起，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和践行多元化教育，破除“高分为王”的传统观念。而深圳，也早在2014年便开始陆续出台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体育、科技教育等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开拓素质教育新局面。

  两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举措虽有差别，目标却大同小异，即推行素质教育，提高综合能力，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出发点固然好，但囿于时日短暂，目前尚无法判断成效，而在这样新旧交替的共存时期，改革生态恰恰最为脆弱。如果衡中模式此时趁虚而入，大张旗鼓地推行应试教育，势必会对当地教育生态产生冲击，甚至直接引发多年教改的努力付诸东流。

  可以说，无论浙江还是深圳面对“衡中模式”冲击所引发的滔滔舆情，都并不仅只是在拒绝一所学校，而是更多地反映出公众对多元教育的渴求和教育资源无法供给的矛盾，折射出社会对于一刀切教育模式、“掐尖”办学和唯分数论思维的反思与探讨。衡中模式在产业化扩张过程中遭遇抵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步推进，超级中学，乃至应试教育独领风骚的“神话”，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长久以来，关于衡水中学的报道，无外乎两种来源。第一种，记者采写。由于衡中自身对媒体的警惕和避讳，记者往往无法深入校园采访，在缺乏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呈现事实尚且不易，更遑论化解矛盾与误会。第二种，校方宣传。这类材料内容详实，却往往囿于自身立场和利益，无法突破既定的话术体系，导致受众和效果都十分有限。

  对比张文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豪迈宣言，郗会锁的发言更多展露出衡中文化低调、应变的一面，这或许正契合了任正非的那句形容，“不能改变环境，那就适应环境。”讲故事的方式千万种，而衡水中学最不缺乏的就是尝试的勇气，图变的诉求和不变的狂热，共同沉淀为它矛盾而亮丽的底色，而至于结果如何，这所总是在被各式言论裹挟的超级中学能否在焦虑中真正表达自我，只有等待电影上映，才能最终揭晓。

  衡水中学所有规则的核心逻辑本质上其实格外的简单---确保学生全身心投入到高考备考当中。由于惰性的普通存在，大部分学生并未充分挖掘出自身潜力，所以衡中采用了严格纪律、规范监管、目标导向、激情教育等手段促使其“全情投入”。这种“搞运动，树英雄，抓典型，大批判”的模式，对多数人来说能起到有效的督促作用，只不过随着规则的过度执行和舆论的强势介入，导致其在社会语境中被过度渲染。

  对于自身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衡中历任领导洞若观火。一位衡中退休教师直言不讳，称“衡中的本质就是一种过度教育”。退休后再度出山担任石家庄二中校长的李金池也在采访中承认，当年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他说自己在97年之后便开始逐渐探索课堂改革，“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

  作为知名高考大省，河北高考人数持续四年增长，至2019年已经突破55万，位居全国第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它惨不忍睹的重点录取率，2018年该数据仅为4.42%，居全国倒数第六位，远低于周边京津地区。令此种窘况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放眼河北全省都没有一所985高校，唯一一所211本科则因为历史原因坐落于天津，无法对本地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教育-人才-经济”闭环中的重要节点，河北的高中教育曾被寄予厚望，但残酷的是，超级中学掠夺人才，培养人才，却无法留住人才。它们就像一个个吞吐量巨大的转换器，凭借名气虹吸各地优秀生源，再源源不断地送还各地，留给自己的，只有来与去之间那昙花一现的锦簇。预想的良性循环没再次出现，人才育成之后又流失，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缠斗着打成死结。

  作为应试教育的特殊产物，超级中学在创造惊人成绩的同时，也鲜明地反映出教育领域的沉疴，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广义上来讲，国内存在着两种不一样的“超级中学”。第一种“超级”在“人”，依靠庞大的学生基数推行丛林教育，以不断刷新“一本上线率”“清北录取人数”等硬性指标记录为目标，被外界称为“高考加工厂”，声噪一时的衡水中学、黄冈中学是其典型代表。第二种则“超级”在“资源”，它们通常位于省会或沿海发达城市，以“外国语”“省实验”“高校附中”等方式命名，先进的设备和雄厚的师资是其标配。

  表面看去，似乎只是一场不同理念的隔空博弈，但从深层次来讲，衡中模式的产业化本身就反映出当下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作为教育公平的“压舱石”，高考议题之下所隐含的，其实是公众对社会流动和阶层固化的焦虑。以衡中模式为代表的超级中学的存在，即是以一校之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强行填平教育资源分配差距所带来的知识鸿沟，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接受平等教育的可能。相较之下，素质教育的穹顶固然美妙，但却需要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支撑，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优厚的教育资源作后盾，教育改革注定只能沦为一纸空谈。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也还有着为数不少出身平凡的普通学子，亟待通过“超级中学”这块踏板来改变命运。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家长直接或间接地就此表达过自己的无奈，“我们没能让孩子在大城市上学，更没有经济条件把孩子送到国外”，“衡水中学不是所有人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国家一直在搞改革，各地口号也喊得五花八门，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点一种方式能比高考更公平、更让人信服。

  2016年，江苏省教育厅宣布将于2021年开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原有的“3+2”高考模式改为“3+3”，三门选考科目的成绩，也不再采用等级标识，而是统一计入总分。该政策的施行意味着几十万江苏学子再不必在480分的总分数下艰难厮杀，也代表着江苏的教育改革，在历经十年摸索之后，又近乎回到起点。

  作为江苏“3+2”高考模式的亲历者，直到现在，杨小明提起当年仍感觉心有余悸，“虽然说是在推行素质教育，但我们的压力不比任何人小”。她在随后的解释中，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归咎于江苏高考特殊的评判标准，“因为对其他省份的考生来说，高考最终的评判标准是总分数，没有人会在意其中是不是有一科不及格，但对江苏考生来说，每一科都是独立的，容不得半点失误。”

  当然，多数并不代表绝对正确。无论在“人”亦或“资源”维度凸显“超级”一面的中学，本质上都反映着一种资源的过度集中。由此带来的恶性竞争和压力集聚，无论放诸何种制度之下，也都绝非教育之本意。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能够给所有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地选择发展与否，自由地选择怎么样发展，自由地选择发展向何时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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